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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万家团圆 四川绵阳警方助力5个失散家庭圆梦******
中新网绵阳1月29日电 (岳波)“感谢胡警官，让我见到了29年未曾谋面的亲人……”1月29日下午，在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会议室，来自山西省忻州市的宫女士激动万分。在民警胡祥雨的帮助下，宫女士找到了失踪29年的母亲、弟弟。这也是“胡祥雨工作室”在春节假期帮助的第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据了解，1月27日，胡祥雨接到36岁宫女士的求助电话，请求“胡祥雨工作室”帮助她寻找母亲和弟弟。宫女士反映，母亲名叫陈青，1994年带着年仅5岁的弟弟从山西忻州市神池县离家出走，近30年来家人想尽办法寻找，但都没有结果。宫女士曾听父亲说陈青的老家好像在四川绵阳。今年春节农历正月初三，思母心切的宫女士带着丈夫，揣上30多年前母亲的一张照片，专门从山西驾车来到绵阳市，四处打听母亲和弟弟的消息，却没有任何进展。后来，宫女士了解到绵阳有一个专门帮助群众寻亲的“胡祥雨工作室”，便拨打了求助电话。
宫女士一家团聚。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胡祥雨详细询问人员信息后，随即组织人员着手核查。在排查绵阳、德阳两地疑似人员130余人后，于1月28日发现一名叫曾玉兰的德阳中江县人与宫女士所提供失踪人员信息高度吻合。
胡祥雨立即联系到曾玉兰了解相关情况。经过进一步核实，此人确系1994年山西神池县失踪妇女陈青。1950年3月出生的曾玉兰，中江县人(曾属绵阳地区管辖)，1985年来到山西省忻州市神池县打工，后改名陈青与当地一名姓宫的男子结为夫妻，分别在1987年、1989年生下女儿、儿子。陈青因为与家人不和，于1994年带着儿子回到四川。不久后，她又带着儿子去了江苏南京生活，从此便与丈夫和女儿失去了联系。今年1月中旬，母子俩从江苏回到中江老家过节，令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春节会与亲生女儿重逢。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能够帮助多个失散家庭圆梦，这个节日我们过得很有意义……”胡祥雨说，1月中旬以来，他接到多名寻亲人求助电话和短信，这是群众对“胡祥雨工作室”的信任。春节假期，胡祥雨在与家人团聚之余依然牵挂着仍在寻亲的群众，他带领工作室人员发动社会力量，并充分运用公安新技术开展寻亲工作，春节假期已帮助5个失散家庭找回亲人。
宫女士一家给绵阳警方送锦旗表示感谢。 绵阳市公安局供图据悉，43岁的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教导员胡祥雨，在2019年至2022年期间先后组织侦破涉拐案件22起，打击处理涉拐犯罪嫌疑人65人，采集录入疑似涉拐DNA血样信息3500余份，帮助解救、找回失踪被拐人员370名，先后被表彰为四川省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个人、四川省“最美基层民警”，荣立个人一等功。(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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